《中国政协·理论研究》2025年第3期刊发《此间曾著星星火——记嘉兴南湖上的一次伟大起航》，全文转载如下：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104年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上海转移到浙江嘉兴，在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胜利闭幕。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第一个领导机构，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条烙下红色印记的小船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之际，让我们重新回到中国共产党创建那段风云激荡的光辉岁月，从历史的本原中深刻领会伟大建党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永恒价值。

“南陈北李”在早期建党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谋求人民幸福生活，无数仁人志士奋起寻求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道路。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改良运动、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由于没有找到科学的理论、正确的道路和可依靠的社会力量，各种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

李大钊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思考自己的问题，开始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选择新的救国方向。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发言：“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把中国革命推向了一个新的大历史时期，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在国内、国际革命形势的发展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传播，以及中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实践，他们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必须像俄国一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使其成为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转移到上海。李大钊乔装打扮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他们共同探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1920年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此后，围绕着用“社会党”还是“共产党”命名的问题，产生了一些争论，于是陈独秀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用“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

1920年8月和10月，陈独秀、李大钊相继在上海和北京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担负了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作用。在上海、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直接推动和帮助下，各地共产主义分子都积极行动起来，开始了实际的组建党组织活动。1920年至1921年，毛泽东与远在法国的蔡和森之间积极地书信往来，讨论关于建党的问题。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并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毛泽东给蔡和森回信，对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表示赞同。从1920年秋至1921年春，在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以及旅法、旅日留学生中先后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克服重重困难，有计划、有组织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通过举办工人学校、组织工人工会、创办工人刊物等多种形式，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的阶级意识和觉悟，团结进步青年，促进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时，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就基本成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在建党骨干中开始酝酿。

1921年3月，李大钊在《曙光》杂志上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阐述了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公开呼吁创建工人阶级政党。他指出：“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指共产主义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李大钊在文中强调，党的组织应是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他明确指出：“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他们了解了各地早期组织的一些基本情况后，认为中国正式建党的条件已基本具备，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李达、李汉俊写信通知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各派代表2人到上海参加会议。接到通知后，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积极响应，选派代表前来上海参加大会。由于当时各地党的早期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加上各地交通条件、政治环境等因素影响，代表们到达上海的时间也先后不一。代表当中，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毛泽东、何叔衡是相对较早到达上海的，他们于6月29日晚从长沙乘船北上，先到武汉，再由武汉转赴上海，7月初到达上海。谢觉哉在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中对毛泽东、何叔衡出发的时间和此行的目的作了如下记录：“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根据1921年的一份材料《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记载：“……代表大会定于六月二十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中共一大在上海石库门小楼中正式召开

1921年7月23日晚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会场设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寓所内。会场陈设简朴，但气氛庄重。参加会议的代表有：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他们分别来自7个地方，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出席大会。陈独秀和李大钊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

大会推选张国焘为大会主席，毛泽东、周佛海担任记录。7月23日晚第一次会议，首先由张国焘报告会议的筹备经过，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重点是制定党的纲领、关于当前工作任务的决议和选举中央机构。会议上议定了大会的议程，选举了由张国焘、董必武、李达等人组成的起草党的纲领和决议的委员会。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第一次会议并分别致辞。

7月24日，大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成立的情况和主要活动，以及开展工作的方法和经验。7月25、26日，休会两天，委员会起草纲领和决议等会议文件。7月27日至29日三天，大会举行第三、第四、第五次会议，集中讨论了党的纲领。与会代表在党的名称、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等问题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但是，在讨论党员是否可以在现政府中做官的问题时，曾引起激烈的争论。

7月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代表们正在开会时，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借故闯入会场，环视一周后又匆忙离去。后来在一大代表的回忆中，包惠僧记得那个人是“穿灰色竹布长褂”，陈潭秋说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具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立即断定此人是密探，建议马上中止会议。代表们离开会场不久，法租界巡捕包围和搜查了会场，但除了查到一些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外，并没有发现什么实质性的证据。

王会悟提出会议转移的可行方案

法国巡捕袭扰事件发生后，当天深夜，从会场内转移出来的部分代表，陆续聚集在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离开上海后，李达和夫人王会悟一直住在那里。大家在那里会合后，商议下一步如何继续进行的问题。此时，中共一大能否完成预定的各项议程，党能否正式宣告成立，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找到一个安全的新会场。为了确定新的开会地点，代表们进行了多次商量，上海早期组织成员中的邵力子、沈雁冰也参加了其中的讨论。王会悟回忆道：“出事后的第二天，李汉俊、张国焘、董必武、何叔衡、李达等几位代表在李达家聚会，研究继续开会的地点问题。”

经过分析，这次法租界巡捕房的袭扰，虽然没有造成直接的损失，但是代表大会绝对不能再在上海继续举行。另有消息，7月31日法租界公董局公布新规，各社会团体凡是在租界内举行会议，必须在48小时之前取得巡捕房的准许。显而易见，法租界当局虽然没有拿到确凿的证据，但是作出这么一项新的规定是有针对性的。为了确保大会能够完成全部议程，必须另找合适的开会地点。当时考虑继续开会地点的条件，首先是必须保证安全，不能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其次是交通要方便，从上海出发可以用一天时间来回，这样就可以“尽一日之长开完大会”。讨论中，有人提出转移到杭州西湖租一条游船，可以边游湖边开会。但西湖太热闹，人多眼杂，容易暴露，而且从上海到杭州也费时太多，并不可行。

此时，具体负责中共一大会务工作的李达夫人王会悟提议，会议可以转移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继续召开。王会悟是浙江嘉兴桐乡人，1920年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与李达结为夫妇，一大期间负责会务和保卫工作。王会悟提议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继续召开，主要基于三个方面考虑。一是嘉兴是王会悟的家乡，她曾经在嘉兴女子师范读书，熟悉当地情况，有利于保障会务安全。王会悟后来回忆：“我是在嘉兴读过书的，我想还是到嘉兴叫只船开会，嘉兴至少有熟人，嘉兴么至少有朋友，假使真正出危险么，我还可以通过熟人朋友，找嘉兴几个有名望的社会贤达，把他们请来帮忙。”二是嘉兴距离上海不远，沪杭铁路1909年建成通车，从上海乘火车快车到嘉兴不到3小时，当日可以往返，到南湖开会比去杭州更为适宜，能够满足一天内结束会议的需要。三是嘉兴南湖游人不多，环境幽静，在南湖租一条游船，代表们以游湖为掩护，在船上开会十分隐蔽。这些条件符合既安全又快捷的要求，大家觉得是个不错的主意，遂决定前往嘉兴南湖继续开会。于是，由王会悟先到上海北站了解上海开往嘉兴的火车班次情况，其余代表也分别回到各自住处进行必要的准备。

为了缩小目标，代表们按照拟定的时间各自买票，分两批乘车南行。8月初的一天，王会悟带着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何叔衡等第一批代表先行来到嘉兴。第二天（目前主要有8月1日、2日、3日和5日几种说法，但尚未发现直接的史料支撑），李达带着其余代表，乘坐早班火车到嘉兴。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是外国人，容易引人注目，因此没有前往。陈公博由于7月30日晚上受到巡捕的惊扰，31日凌晨又在他住宿的大东旅社发生了凶杀案，因连续影响而心有余悸，于是以新婚度蜜月为由，偕夫人到杭州去了，没有参加最后的会议。

南湖红船见证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第一批代表到达嘉兴后，在市内张家弄的鸳湖旅馆开了房间作为落脚的地方，等待其他代表的到来。王会悟请旅馆的账房帮助预订了一条第二天用的中型游船。趁时间尚早，王会悟陪同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何叔衡等代表乘船来到南湖。王会悟在1959年回忆说：“到南湖，部分代表如毛主席、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等同志由我陪同先到烟雨楼，也没有坐下吃茶，主要目的是为了观察下船停靠哪里比较合适。”他们来到湖心岛，登上烟雨楼，仔细察看南湖水面情况，商议确定烟雨楼东南方向200米左右的开阔水域作为第二日游船停泊的位置。当晚，第一批到嘉兴的代表在张家弄鸳湖旅馆住了一宿。第二天上午，李达带着其余代表乘上7点35分出发的快速列车，10点13分到达嘉兴，与王会悟等会合后，由狮子汇渡口登上事先租好的游船，中共一大最后一天的会议，就在这艘缓缓划行的游船上开始了。

上午11点左右，中共一大在南湖的游船中继续举行。大会继续7月30日晚上被迫中断的议程，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讨论党的成立宣言，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大会首先讨论通过党的纲领。纲领在前几次会议上经过代表们充分讨论，基本达成共识，很快就获得通过。纲领首先确定了党的名称：“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表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明确了党的宗旨和奋斗目标：“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纲领的第4条至第15条是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在地方各级党组织建设、党员基本条件、入党手续和保密纪律、财务纪律等方面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和要求。

大会接着讨论关于当前工作任务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决议共分为：工人组织、宣传、工人学校、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对现有政党的态度、党与第三国际的联系等六个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注重与工人阶级的密切联系，决议指出：“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并就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作了具体的规定，提出通过组织工人工会、组织工人学校等方式，加强对工人的教育，提高工人的觉悟。决议高度重视宣传工作，强调党对宣传工作的领导，要求：“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

当讨论到决议第五项关于对其他党派的态度问题上时，产生了短时间的争论。有些代表认为无产阶级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应该始终与其他党派进行斗争，但同其他党派联合行动，并不违背我们党的原则，应当竭尽全力与一切人士合作以反对共同的敌人，因为我国的军阀是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敌人。经过代表们激烈讨论，最后接受了纲领和决议起草委员会的提案：“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下午1时许，会议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任务的决议。

午餐过后，代表们紧接着讨论《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文本。据李达回忆：“接着，大会讨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草案。这宣言有千把字，前半大体抄袭《共产党宣言》的语句，我记得第一句是‘一切至今存在过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宣言最后以‘工人们失掉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一句话结束”。当涉及南北政府以及对孙中山的看法和所应采取的态度时，代表们再次出现不同意见。有的代表主张北京封建政府必须打倒，但对孙中山的国民政府也表示不满。但多数意见认为，孙中山从成立同盟会以来所进行的革命活动是应该肯定的，孙文学说也有进步意义，孙中山的政府比较北京政府是进步的，应采取支持和合作的态度。陈潭秋在1936年的回忆文章中写到：“这一天的会议，除通过党章外，并讨论了对孙中山的态度与关系问题，最后讨论成立临时中央局与选举中央局委员。在讨论对孙中山的态度与关系问题时，曾发生过小的争论，包惠僧认为我们与孙中山是代表两个敌对的阶级，没有妥协的可能，他说我们对孙中山，应当与对北洋军阀一样，甚至还要更严厉些，因为他在群众中有欺骗作用。他的意见，被大会打击以后，当时通过下面原则：对孙中山主义，采取批评态度，而对于某些进步的运动，则采取党外合作的形式来援助他。这一原则的决定，可以说对于以后国共两党的合作，发展广大的反帝反北洋军阀的运动，种下了一种根基。”

随后，大会进入最后一项议程，即选举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考虑到当时8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只有50余人，各地组织还不够健全，所以决定暂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大会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

下午6时许，大会在代表们轻声呼喊的“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口号声中闭幕，声音低沉，却铿锵有力。至此，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闭幕，中国革命的航船由此扬帆起航。

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播下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跨世纪航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中指出的：“红船所代表和昭示的是时代高度，是发展方向，是奋进明灯，是铸就在中华儿女心中的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